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上一度辉煌的马帮运输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人类为了生存所激发出的勇气、努力和激动人心的精神，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丽江结识“马锅头”
1989年，我独自一人或步行，或趴在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行程近万里，第一次领略了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唐古拉山脉，在世界屋脊上行走所包含的意义。
1990年，为探查茶马古道的秘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云南德钦雇了一支有七头骤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都吉赶着骡马，踏上了数十年来就没有人全程走过的茶马古道，在大山大川里走了整整100天，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写了本《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书，第一次将那条由云南和四川通往藏区的道路命名为“茶马古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丽江古城大研镇的纳西古乐会上认识了赵鹤年(字应仙)老先生。时年已80多岁高龄的赵老先生早已赋闲在家，守若古镇里那院古色古香的院宅悠哉养老。那宅院还是他祖上拎着脑袋奔波于茶马古道所攒下的血汗钱盖起的。每天晚上，老先生还去镇上的纳西洞经古乐会为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的游客演奏动听的音乐。演奏时，能言善道的主持人宣科都要首先向大家介绍赵老先生是老马锅头，是走茶马古道的“藏客”。
也走过这条要命的古道的我，就赶快认识了这位老前辈。私下里老先生向我解释他并不是马锅头，而只是一般的赶马人。从20多岁起，他就踏着他爷爷赵怡、他伯父赵育杨的脚印，十多年往来于茶马古道，最远甚至到过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卡里姆邦的噶伦堡、加尔各答。但他最为苦恼的是，没人相信他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赶马生涯，甚至连他的儿孙们都认定他所讲述的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经历纯属天方夜谭。
茶马古道和许许多多在古道上冒死来来往往的赶马人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为遥远的梦幻，随着赶马人的一个个去世而尘没烟消。
要是时光倒转仅仅11年，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赵老先生和其他赶马人的故事，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
然而茶马古道的确存在过，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50、1960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仍在通行。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曾在丽江工作过的俄国人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深情地写道：“印度与中国之间这场迅猛发展的马帮运输是多么广阔和史无前例，但是认识它的重要性的人极少。那是独一无二非常壮观的景象。对它还缺乏完整的描述，但是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此外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表明，即使所有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被某种原子灾难毁坏，这可怜的马，人类的老朋友，随时准备好在分散的人民和国家间又形成新的纽带。”
赵鹤年就是这场广阔而史无前例的马帮运输队伍中的一员。他20岁出头就到德钦，在著名的李达三开设的“达记”商号做生意，后来更长期往来于丽江、西藏、印度之间，亲自经历了茶马古道上无数的风霜雨雪和困苦艰辛。像有他这样经历的“藏客”老人已经寥寥无几。
现在，这条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艰险，也最为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浓厚兴趣。然而，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赶马人的脑海里。“现在连过去那种用纯铜做的铜铃都没有了！”赵老先生感慨万千地说。
千年古道隐苍茫
1992年初，我来到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重要集散地并作过勐腊县(镇越县)府的易武乡，从乡长任上退下但仍在主持地方志编撰的张毅先生，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亲眼所见并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由于滇西抗战和东南亚战事的影响，茶马古道被长期阻断，藏族地区严重缺茶，战争才一结束，来自中甸、德钦的藏族马帮就蜂拥而至，一个马队就有100多匹牲口，将六大茶山的茶叶搜罗一空，甚至连多年的老茶叶也全部买走。他们付的藏银洋多得无法计数，只好堆码在桌面上一摞一摞地数个大概。闪烁的油灯下，那些沉甸甸的银洋压得桌子吱嘎作响……
易武及思茅一带的人们都把马帮来往运茶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它由易武起始，经由曼罗、麻黑、曼撤、曼松、倚邦、小黑江(罗梭江)、勐旺、普文到思茅和普洱。许多路段都由当地有名的茶庄茶号出面出钱，当地民众出工，修桥铺石，从道光二十年始修，历时五年方才完成。它在山间密林中蜿蜒伸展，经过景东、景谷、南涧、巍山和大理下关直达远方。在茶叶上市季节，每天往来驮茶的骡马多达八九百匹。这些路至今盘旋在滇南的山峦丛林间。
其实早在唐代，茶马古道即已开通。到宋代，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及至元世祖忽必烈由西昌、丽江奔袭大理国，进一步打通了滇、川、藏间的道路，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明、清两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明末，云南各族人民进行了十七年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西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达赖喇嘛立刻遣使要求恢复茶马贸易。据载，仅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销西藏就达三万担！滇藏山道在那时已名正言顺地成长为一条“茶叶商道”。
至民国年间，据《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记载：“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如何的繁忙和热闹。
抗日战争中后期，这条古道更成为中国大西南后方唯一的一条国际商道，难以计数的物资通过世界屋脊源源不断地流来淌去。
就这样，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造就了茶马古道。而古道上经济物资的大量交流，必然带来相应的其它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在这条路上，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它那无尽的奥秘。
而曾在这条古道上活跃过的马帮的生活，也将以其传奇色彩，以其冒险精神，以其激动人心的事迹，永远流传于世。
原文发表于2010年2月26日《云南政协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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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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